婚姻,真是“有爱就可以”吗?《从一个孩子那里偷窃:论“婚姻平权”的非正义性》摘要及评论Book Review: "Stealing From a Child"

Dr David vanGend是一位在昆士兰州执业的全科医生,也是澳大利亚婚姻论坛(Australian Marriage Forum)主席。在“同性婚姻运动”在全球如火如荼之际,Dr van Gend花了九个月的时间,查考了几百份各领域文献,写成了这本《从一个孩子那里偷窃:论“婚姻平权”的非正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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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本书的推介广告所讲,“儿童有平等的权利,就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让他们同时拥有父亲和母亲。所谓的婚姻平权,强迫儿童失去母亲或父亲。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平等,这不是婚姻”。[2]

Dr van Gend开宗明义道:“如果法律规定两个男人可以‘结婚’,这个想法是有后果的。因为如果我们重新定义婚姻,就等同于重新定义对子女的养育,重新定义家庭”。

社会学家,女同性恋者E.J. Graff曾宣称,同性婚姻是具有颠覆性的观点,然而,大众却被告知,一切照旧,什么都不会改变。这难道不是弥天大谎吗?同样是女同性恋者的同运人士Masha Gessen坦言:“争取同性婚姻的运动通常需要撒谎,以掩盖得到以后我们将要拿婚姻来干嘛(Fighting for gay marriage generally involves lying about what we’re going to do with marriage when we get there)”,“婚姻的制度本来就不该存在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should not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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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ha Gessen认为婚姻本来就不应该存在

 

Dr van Gend进一步指出,同性婚姻意味着重新定义所有人的婚姻和家庭,破坏孩子和父母间的亲情纽带,造成孩子身份认同混乱,家长对孩子在教育方面的权威遭遇严峻挑战。

不仅如此,言论自由、良心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也会遭到侵蚀,从而让围绕人类百年之久的噩梦成为现实——颠覆自然家庭,一切权力归国家。所谓“婚姻平权”的非正义性集中体现在对儿童权益的践踏。

自古以来,无论是四大文明古国,还是偏远地区的原始部落,婚姻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繁衍、养育后代,为了让孩子生活在由亲生父母组成的家庭中。即便在多配偶婚姻盛行的年代,也只有异性之间才可以结成婚姻关系。同性伴侣无法满足这一标准。这是不言自明的千古真理。

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伴侣中只有1%为同性伴侣。同性伴侣享有和其他伴侣一样的法律地位和权益。所谓“不平等”从何而来呢?

荷兰早在2001年就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十二年后的2013年,统计显示,只有20%的同性伴侣处于已婚状态,而异性伴侣已婚比例达80%。或许同性伴侣结婚的意愿并不像同运人士鼓吹的那么强烈吧?

著名同运人士,曾任澳大利亚婚姻平权(Australian Marriage Equality)理事的Rodney Croome在与Dr van Gend的讨论中提出,由同性伴侣抚养的孩子,应该拥有已婚双亲带来的肯定、安全感和稳定。事实是,法律已经赋予这些孩子与其他孩子一样的拥有安全和稳定的权利。

而Croome先生似乎暗示,事实婚姻伴侣无法为孩子提供安全和稳定的环境。社会科学调查显示,破坏儿童与亲生父母间的亲情纽带,会对儿童的安全感和稳定感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性伴侣抚养儿童,其实是另一种破坏子女与亲生父母间纽带的方式。由Sullins主持的一份调查发现,让同性伴侣结婚,并不能让儿童的情感更稳定。

同运人士推动同婚合法的另一论调为,同性婚姻让同性恋儿童感到自己是被接纳的正常人。换言之,只要反对同婚,就是故意破坏年轻人的身心健康,他们会因此受到欺凌,甚至会自杀。更有极端的说法,反对同婚就是杀人!在以后的章节里Dr van Gend有针对性地对此种论调进行了回应。

现在我们先停一下。试想同婚合法后的情景。

到那时,法律赋予了同性间结婚的权利,意味着婚姻制度认定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性行为均为正常。家长们还会有反对类似“安全校园”计划的空间吗?而海外已有案例表明,到时不仅反对无效,同运人士还会抡起“反歧视法”的大棒,想尽一切办法让反对的人官司缠身。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Dr van Gend从多个方面对本书的主题进行了详细缜密的阐述。

第一章 偷窃儿童与生俱来的权利

1. 残缺的家庭 扭曲的伦理

反对同婚的核心是反对同性伴侣抚养儿童, 因为这意味着这部分儿童生来就被剥夺了母亲或父亲。当然,因为双亲中的一方去世或抛弃家庭,已经有很多孩子失去了父亲或母亲。

但是,同婚一旦合法化,婚姻制度就会系统性、有预谋地剥夺在该体制下被“制造”出来的儿童与生俱来的权利。因此,我们不能允许政府故意协助“制造”没有母亲或父亲的家庭。

一部分人,如工党参议员Penny Wong, 坚持说同性婚姻不会带来任何变化,因为已经有同性伴侣通过收养或代孕得到了孩子。但是不要忘记,截至2016年6月,昆州和南澳仍然不允许单身人士或同性伴侣收养孩子;西澳和南澳不允许代孕;南澳不允许女同伴侣做试管婴儿。

现阶段,收养和代孕的管辖权归各州,会随着反对党政策的变化而改变。如果通过了同婚合法的联邦法律,各州均不得禁止同性伴侣收养或代孕。如此的法律会在全国范围内剥夺儿童与生俱来的权利,即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让儿童由亲生父亲和母亲同时抚养成人。

澳洲至今仍然禁止商业代孕,一旦同婚合法,法律赋予男同伴侣与异性不孕不育伴侣一样的权利,对商业代孕的禁令究竟还能挺多久?一旦解禁,谁来保障代孕妇女的权益?根据供求理论,最便宜的子宫肯定销量最大,受害者多为低收入、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妇女

女性的子宫,本来应该用于实现繁衍后代的崇高目的,现在却成了“制造”婴儿的“商用烤箱”。伦理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同样道理,女同伴侣可以随时通过匿名捐献的精子“制造”孩子,以满足他们“建立家庭”的需要。

谁来保障这些生来就被剥夺了父亲或母亲的孩子的权利?孩子本应该是父母“爱情的结晶”,现在却成了商业合同约定下的“货物”。这难道不是对他们权利的肆意践踏吗?

众所周知,孩子与亲生父母之间的亲情纽带是什么无法替代的。我相信,对于历来重视亲情伦理的华人同胞来说,根本无需赘述。与成年同性伴侣相比,儿童显然是弱势群体,因此理应优先保障他们的权利。

伦理的底线要求我们在做决定时,以倾向最弱势的群体为前提。而“同性婚姻”将社会逼到了死角,一边是儿童优先的原则,另一边是同性取向成年人的主张。究竟该做出何种选择,相信读者已经有了答案。

2. 孩子的心声

既然反对同性婚姻的焦点在于保护儿童的权益,我们就必须倾听当事人的声音。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如果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诉说自己对缺失的父亲或母亲的渴望,大家都会非常同情,有人说不定还会掉几滴眼泪。

如果换做同性伴侣家庭的孩子,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指责孩子不知感恩。长久以来,这些孩子的声音一直受到压制。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中的很多人勇敢地站出来,与公众分享他们的故事。

无一例外,他们均提到非常爱他们的两位父亲或母亲,但是之所以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实在是因为厌倦了媒体的谎言。同性婚姻故意剥夺孩子的父亲或母亲,然后告诉他们,没什么关系,他们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当事人大声疾呼:“不是这样!”

由女同伴侣抚养的Brandi Walton写道:“我是多么渴望像我的朋友一样,得到从父亲来的爱啊!我渴慕知道,被男性拥抱,受到男性的珍爱,天天与他生活在一起,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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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i Walton开设了自己的网站讲述她的成长经历,却得不到主流媒体支持

 

作为两位女同母亲的孩子,Katy Faust于2015年接受Lateline采访时,如此解释她为何成为反对同婚的领袖:“只是因为我认识到——虽然我的母亲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母亲……但她无法成为父亲。我母亲的伴侣是一位出色的女性,我也很爱她,但她也无法成为父亲……同运人士鼓吹儿童根本不在乎谁来抚养他们,两位女士或两位男士抚养他们,都没有问题。

“但是,只要跟失去父亲或母亲的孩子聊一聊,无论是父母离异,被抛弃,通过第三方生育,还是父亲或母亲过世,就知道,孩子的确非常在乎这一点,这是不争的事实。家庭结构对儿童来说至关重要。”

2015年,Faust女士在美国最高法院对同性婚姻做出裁决之前,发表了一封写给法院的公开信。信中说:“如果你问由女同伴侣抚养的孩子,爱不爱他们的两位妈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爱!’如果问到父亲,他们或者痛苦地沉默,或承认对父亲的渴望让他们心如刀绞,或者说他们希望与父亲有更多的相处时间。但他们不可能对此漠不关心。”

Dr van Gend做客布里斯班96.5FM时,一位自称Amy的女士打进电话,讲述了自己的故事。Amy当时二十一岁,她在女同伴侣家庭中长大。对父亲的极度渴望让她的成长历程格外艰辛。十三岁时,同学们开始谈论性、男人、女人。这时她猛然意识到原来性应该存在于男人和女人之间,家中两位母亲之间的关系并不正常。

十八岁时,Amy找到了她的亲生父亲。刚开始父亲对她非常抵触,但在Amy的一再坚持下,父亲对她袒露了心声。原来父亲爱过母亲,母亲怀上Amy之后,向父亲承认她是同性恋,已经有同性伴侣。她与父亲交往只是为了生一个自己的孩子,这样就省去了繁琐的收养手续。父亲一气之下出走,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和其他人建立长久的恋爱关系。

听说了自己的身世后,Amy非常愤怒,她怪母亲为何按自己的想法来任意摆布她的人生。她一直背着母亲与父亲见面,因为如果母亲得知此事,不知会对自己做出什么事来。与父亲的相处,让Amy如沐春风。这是她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她说:“想一想没有父亲的孩子吧……从这个角度来说‘婚姻’根本就不是婚姻……”

与单亲家庭一样,同性伴侣家庭的孩子在家庭生活中从没有见过父亲和母亲、男性和女性间的互动。这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困扰。Robert Lopez由两位女同伴侣抚养成人。他坦承,成长过程很艰辛,但这并不是因为邻居们异样的目光。在外人看来,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关起门来,异常的家庭结构让他感到非常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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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Lopez 是一位反对同性婚姻的双性恋者

 

别的同学在家中都能学到基本的社交礼仪、不成文的规矩、肢体语言等,从父母身上可以学习传统的男性和女性的榜样。但是对他来说,这却是一片空白。生活在传统家庭的孩子,即使是同性取向,至少也见过如何向异性示爱。但是他却从来不知道该如何让女孩子觉得自己有魅力。用他自己的话说:“一旦踏出家门,我马上就像被贴上了怪物的标签,因为我言行举止都像个女孩子,穿得奇奇怪怪,咬字不清,总之就是个怪物”。

B.N.Klein是位犹太女性学者,成年前生活在女同伴侣家庭中。女同家庭剥夺了她的家庭榜样,而且压抑了她的异性取向:“女同家庭的孩子通常会被灌输男人没有用的思想……后来我发现,根本不是这样……我根本不知道丈夫和妻子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互动的,也不知道异性伴侣如何做父亲或母亲。

“我从来没有过男朋友,也对男人不感兴趣,因为我是什么性取向,我母亲说了算,而唯一的原因是,我的性取向必须符合她的价值观。从某种意义来说,她不允许我有自己的性取向。她从来不许我穿女性化的服装,她对此冷嘲热讽,说女性化的装扮毫无品味、粗鄙不堪、傻里傻气……”

Dawn Stefanowicz由男同父亲抚养。父亲的多个性伴侣经常在家里进进出出,但她却几乎接触不到异性伴侣。家庭氛围营造的论调是,女性不配得到爱和关怀,两性不平等,甚至根本不需要女性。

更可怕的是,父亲的伴侣们经常带Dawn出入LGBT人士的聚会,使她从小就被迫暴露在肛交、裸体、色情作品、群交、性虐恋之下。本应天真烂漫的童年,就这么活生生地被强行剥夺。她承认自己的性取向、性别观、对婚姻的看法都因此扭曲,导致根本就不想结婚生子。她从小就觉得,如果自己是个男孩子,或许日子会好过一些。父亲甚至鼓励她穿男孩子的衣服,喷古龙水。谁又能理解她的恐惧和压力呢?

女同伴侣组成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则通常会被言传身教,女性不需要男性作为性伴侣,也不需要男性一起抚养孩子。Heather Barwick说道:“我成长的过程中,周围的女性都说他们根本不需要男性,也不想要。但是,作为一个小女孩,我撕心裂肺地想要一位父亲。周围的人都是声称不需要男人的女人,我对父亲、对男性深深的渴望,竟然显得如此怪异,如此让人不解。”

笔者相信,有同样经历和感受的人还有很多。但是,只要发出与同运价值观不同的声音,就会被打上“仇恨”、“狭隘”、“白眼狼”的标签。但还是有一部分同性伴侣家庭的孩子在成人后,勇敢地讲述他们的故事,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他们虽然害怕因此伤害抚养她们长大的父亲或母亲,但是,为了阻止更多的孩子走上这条令人不堪回首的路,他们打破了沉默。在此,笔者对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Heather Barwick于2015年3月在The Fedralist发表了题为“亲爱的同性恋群体:你们的孩子伤痕累累”的公开信中写道:“我不支持同性婚姻,不是因为你们是同性恋。我深深地爱着你们。原因是同性关系自身的本质。成长的过程中,甚至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一直支持同性婚姻,并为此奔走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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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ther Barwick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等我长到与童年有相当的距离,才有机会回想我的经历,认识到由同性伴侣抚养长大,给我带来的深远影响。一直到现在,当我天天亲眼看到我的孩子们与他们的父亲彼此相爱,我才意识到传统婚姻和家庭中蕴藏的美妙和智慧。”

是啊,这样的美妙和智慧,只能存在于传统婚姻之中。“爱就是爱”的口号,看似很动人。但在成年人情欲满足的背后,又有多少儿童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孩子需要亲生父母的爱,他们也需要父母彼此相爱。儿童的权利和福祉,应该成为所有辩论的核心!

3. 来自同性恋群体的声音

随着同运在全球范围内尘嚣日上,在媒体的宣传中,同性恋群体无疑是支持“婚姻平权”的铁板一块。庆幸的是,还是有勇敢的男同人士顶住了被当作“叛徒”的压力,公开反对同性婚姻。

无论是在爱尔兰对同性婚姻公投前公开呼吁公众反对同婚的男同伴侣Keith Mills和Paddy Manning,还是有四十年家事法诉讼经验的律师Joe,或是澳洲前总理John Howard的演讲撰稿人ChristopherPerson,他们极力反对的都是为了满足成年人的欲望,牺牲儿童由亲生父母抚养成人的权利。

反对同婚的男同人士中,名气最大的要数著名设计师Domenico Dolce和Stefano Gabbana,相信有不少读者知道他们联合创立的奢侈品牌D&G。

2015年3月接受意大利杂志Panorama采访时,他们说道:“唯一的家庭就是传统家庭。没有化学后代,没有租来的子宫。”“你出生了,你有一位母亲,一位父亲。至少应该是这样。”“家庭不是转瞬即逝的流行时尚。家庭中有超自然的归属感。”可惜,一向以“包容一切”为旗帜的LGBT团体,却因此对他们的男同兄弟进行公开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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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nico Dolce和Stefano Gabbana

 

男同群体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婚姻是为了人类的繁衍,为了给儿童提供一个稳定的家,让他们在父母的爱中长大。特别是澳洲已经通过修改法案,赋予了同性伴侣与异性伴侣一样的,除结婚外所有的权利。

还是把婚姻留给男性和女性吧!为了孩子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为了让他们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请大声对同性婚姻说“不”!

4. 社会科学研究

相信大家对这样的说法一定不陌生:同性伴侣抚养的孩子,与已婚亲生父母抚养的孩子相比,并没有差别。这也成为推动同婚合法的重要假设之一。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Dr van Gend本着科学工作者应有的科学、严谨的态度,查考大量的现存社会科学文献,一步一步揭穿了这个谎言。

社科界无数学者历经几十年的时间,耗费大笔研究资金,早已得出明确的结论:平均而言,亲生已婚父母抚养的儿童,在各方面均表现最好;母亲和父亲的角色都是独一无二、无法替代的。无论以何种形式破坏儿童与亲生父母间的亲情纽带,一般来说,对孩子都有负面影响。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大量相关研究。对于其他读者,在此引用美国非宗教研究机构Child Trends的结论:“相关研究清晰表明,家庭结构对儿童至关重要,对儿童最有益处的家庭结构是,由低冲突的已婚亲生父母为首的家庭。”

同运人士不断鼓吹,“孩子需要的仅仅是爱”,孩子是不是亲生无关紧要,他们的家长是男是女也没有关系。但为数不多的符合统计学原则的相关研究之一(Sullins 2015)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研究将同性伴侣抚养的儿童与亲生父母抚养的儿童进行了对比后发现,儿童的利益与“高质量抚养”并不具相关性,儿童最在乎的是在“自己的父母”身边长大。

同性伴侣无法给予儿童血缘纽带和归属感,这是不争的事实。普林斯顿大学教授John Londregan的研究也对此予以肯定,同性伴侣抚养的儿童,在多个重要指标上,与单亲家庭或离异家庭抚养的儿童类似。

以高中毕业率这一社科界最常用的指标为例,婚外生儿童的中学辍学率为37%,离异家庭儿童为31%,而生活在以已婚亲生父母为首的家庭的儿童,这一比例为13%。Douglas Allen基于具有代表性的大范围样本对中学毕业率做了调查,来源为加拿大人口普查数据抽取的20%的样本,发现2006年男同女同伴侣家庭的孩子,中学毕业率仅为异性伴侣家庭的孩子的65%。

那么,允许同性伴侣结婚,就会弥补这一劣势吗?不幸的是,无数证据表明,给同性伴侣安贴上“已婚”的标签,根本无法弥补儿童缺失父亲或母亲带来的负面影响。原因再明显不过,通过修改法律,人为造出的“构造”,显然无法与不言自明的自然规律相抗衡,那就是,孩子需要亲生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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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Sullins做的另一研究显示,已婚同性伴侣的孩子,在情感健康方面,与未婚同性伴侣的孩子相比,反而更加糟糕。且同性“婚姻”持续时间越长,给儿童情感带来的伤害越大。虽然这只是初步研究,但已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然而,也有部分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同性伴侣抚养的儿童与其他儿童并无差异。Dr van Gend从统计学原则入手,对这些研究进行了分析。总而言之,这些研究使用的样板,无一遵循“大范围、随机、具有代表性”这一统计学“黄金原则”。更有部分研究,其样本完全来自互联网上招募的志愿者,得到的数据严重扭曲。与其说是科学研究,不如说是政治需要。篇幅所限,在此不一一陈述。感兴趣的读者请查阅原著正文及尾注。

如前文所述,同性伴侣抚养的儿童,在多个重要指标上,与单亲家庭或离异家庭抚养的儿童类似。Paul Sullins教授的研究进一步显示,同性伴侣抚养的儿童,在情感和心理方面,比离异家庭的儿童表现更令人堪忧。

Sullins教授所著《同性伴侣抚养的孩子的情感问题》(2015)一文,使用了现存研究中随机抽取范围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样本之一。他在美国全国健康访谈调查数据库中抽取来的20万零7千个儿童的样本,包括512名来自同性伴侣家庭的儿童,得出的结论是:“与异性伴侣家庭的儿童相比,来自同性伴侣家庭的儿童,情感问题的存在率高出两倍”。

同性伴侣家庭的孩子,有17.4%有严重的情感问题,而来自异性伴侣家庭的儿童,这一比例为7.4%。由亲生已婚父母抚养的儿童,这一比例仅为3.6%。

为了得出更加准确的结论,Sullins教授排除了已婚亲生父母抚养的儿童。他将两组正在经历“转折”、身处不稳定环境中的儿童进行了对比:同性伴侣家庭的孩子和异性伴侣再婚家庭的孩子。得出的结论依然惊人,来自同性伴侣家庭的儿童,仍然面临高出2.2倍的风险。

总而言之,目前为止,仅有的九项符合“统计学黄金原则”的相关调研中,有六项发现同性伴侣抚养的孩子,在教育和情感方面均处于劣势。剩余三项研究中,有一项发现,同性伴侣抚养的孩子平均成绩略高,但其焦虑的程度偏高。另外两项研究基于的数据库问题颇大,其结论不足为信。

“婚姻平权”宣传机器希望大众沉醉在其营造的虚假温情中,打着“爱就是爱”、“什么都不会改变”、“孩子需要的仅仅是爱”的旗号,却从来没有向公众展示一项还“说得过去”的研究支持他们的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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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爱,还是成人的私欲?

 

不争的事实是,同性伴侣抚养的孩子,与已婚亲生父母抚养的孩子相比,遭受情感伤害的比例高出四倍!真正需要“平等”的,到底是希望满足自己欲望的成年人,还是这些无辜的孩子?

更有调查显示,同性家庭儿童遭受性虐待的比例更高。研究使用的数据库虽然是目前为止最大、最好的之一,但其规模和质量仍有待提高。即便如此,也足以为我们敲响警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本着对读者和政策制定者负责的精神,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对此进行研究。

由于目前的统计数据尚不完善,如果将之泛化,有中伤同性伴侣之嫌。但是,如果我们对此置之不理,就等于抛弃了这些遭受痛苦的儿童。虽是左右为难,还须慎重对待。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当事人的证词吧。前文提到过的B.N.Klein女士,在于2014年向美国上诉法院提交的材料中写道:“我生活在母亲和她的(同性)伴侣组成的家庭里,同性恋意识形态在家中成为压迫、惩罚和虐待的工具。多年以来,我一直遭受同性恋虐待……十一岁时,我发现同性恋群体向他们的孩子疯狂灌输自己不健康的性取向观念。

“他们对性行为加以鼓励,因为‘他们很开放’。在同性恋群体中遭到虐待的孩子,没有办法在讲出自己的遭遇后还得到安全保障,也不可能被接纳,没有办法受到保护,也没有人相信他们的故事。

“在当下的环境中,人们害怕被打上‘恐同’、‘狭隘’的标签……同性恋群体秉持同性恋成年人优先的所谓‘荣誉守则’,这使得施虐者完全免于受罚,且得到全面的保护。而社会和法律服务机构根本不会考虑,也永远不会考虑儿童的最佳利益。如果你凭想象认为儿童根本不知道这一点,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当然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根本就不会有人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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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主义者、顽固分子、仇恨者、恐同者!

 

相信没有哪个良知尚存的人,在读到如此惨痛的经历后,仍然无动于衷。我们的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的资源,支持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学者进行大规模调研,以得出更为可靠的结论,并据此制定相关政策。而这并只是政府和学者的责任,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都要不断寻找事实真相,这是我们对于未来像B.N.Klein这样的孩子的责任!

至此,大家应该已经对为什么反对同性婚姻有了初步的认识。孩子需要亲生母亲和父亲,母亲和父亲都不可替代。来自同性伴侣抚养的孩子和部分同性恋男士的声音都显示,同性家庭对儿童会造成不可避免的伤害。社会科学调查展示了充分的证据,来自同性伴侣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受到情感伤害。离异、父母一方(或双方)早逝是人生意外的悲剧,而同性婚姻合法则是有预谋地剥夺儿童与生俱来的权利,那就是,父母双全,健康成长!

 


[1] 英文书名为StealingFrom a Child: The Injustice of Marriage Equality,由ConnorCourt Publishing Pty Ltd出版,ISBN9781925591230.

[2] http://australianmarriage.org/tv-ad-1-marriage-equality-what-about-equality-for-the-child/